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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半生潦倒 ， 连秀才都不曾考取 ， 终其一生备受歧视 ， 却因为研究声学 ， 成为第一个在国际顶级科技期刊《自然》（Nature）发表论文的中国学者 。
不仅如此 ， 中国第一台蒸汽机、第一艘轮船、第一艘军舰、第一所教授科技知识的学校、第一场科学讲座、第一本科技期刊、第一份元素周期表……的诞生 ， 都与他息息相关 。
他是徐寿 ， 既是中国传统工匠的谢幕者 ， 也是近代科技知识分子的开路人 。 他远远走在了闭关锁国、故步自封的晚清时代的前面 。
某种程度上说 ， 徐寿是幸运的——正是在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洋务大潮下 ， 他获得必要的财物支持 ， 得以充分施展才能 ， 在中国近代科技发展史留下自己不可磨灭的一笔；但徐寿也是不幸的——以曾国藩、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大臣 ， 无法脱离自身意识形态与知识结构的根本桎梏 ， “中体西用”的根本价值观决定了他们对徐寿只以“匠人”视之 ， 无法体察到徐寿毕生追求中蕴含的文明转型的深刻内涵 。
这样的矛盾 ， 是一个古老文明在苦苦追寻现代化之路过程中付出的代价 。
他半世潦倒 ， 一生布衣 ，
却是第一个在Nature发文的中国人
01
1878年夏天 ， 刚刚创刊两年的中国近代最早的科学杂志《格致汇编》第七卷上 ， 发表了一篇题为《考证律吕说》的文章 。 文章不长 ， 研究的也是非常冷门的古代乐律之学 。 然而正是这样一篇毫不起眼的小论文 ， 在近代中国科技史上 ， 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——某种程度上 ， 它代表了一个半世纪前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先进科技所能达到的高峰 。
中国古代一向采用弦音和管音相合的方式确定音律 ， 以弦定律 ， 以管定音 。 然而 ， 现代物理学实践告诉我们 ， 弦的振动和管的振动 ， 有着根本的区别 ， 对于这个问题 ， 漫长的中国古代乐律史根本无能为力 。
一直到1878年 ， 一位中国学者开始注意到这个似乎是“细枝末节”的小问题 。 他用现代科学试验（尽管很简陋）的方式 ， 否定了延续千年的“管弦结合论” ， 写成了这篇《考证律吕说》：
惟声出于实体者正半相应 ， 故将其全体半之 ， 而其声仍与全体相应也 。 至于空积所出之声 ， 则正半不应 ， 故将同径之管半之 ， 其声不与全体相应 ， 而成九与四之比例 。
不久 ， 这位年过花甲学者读到了自己儿子的译作——近代声学启蒙著作《声学》（Sound） ， 它的作者是赫赫有名的物理学家、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约翰 · 丁铎尔（John Tydall） 。 他惊讶的发现 ， 这本被欧洲物理学界称誉为19世纪声学集大成者的著作 ， 却在管长与音高的问题上 ， 犯了与中国古代音律学者同样的错误 。
在创办格致书院的好友傅兰雅（John Fryer）的帮助下 ， 这位学者将自己的论文翻译为英文 ， 并誊写了两位 ， 一份寄给丁铎尔教授 ， 用实验数据与他进行商榷 ， 另一份寄给了欧洲最有名望的科学杂志《自然》（Nature） 。
尽管中国的挑战者始终没有等到丁铎尔的回信 ， 但五个月后 ， 《自然》杂志却以《声学在中国》为题 ， 刊发了这篇来自中国的论文 。 在编者按中 ， 编辑斯通博士写道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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