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3年,邓小平找来公安部长刘复之:你们这个文件不解决问题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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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3年,邓小平找来公安部长刘复之:你们这个文件不解决问题



非常时期和非常办法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 , 中央提出了起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的重要任务 , 在彭真的主持下 , 该草案经过前后37次修改 , 最终于1979年7月6日正式颁布和实施 。 这也是新中国成立30年后的第一部刑法法典 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的诞生 , 是中国法律史上的一次里程碑时间 , 这标志着我国的法治社会建设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。
这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是制定方针是“严肃与谨慎相结合” , 能体现这一点的最好例子在于该刑法对死刑的慎重态度 。 该刑法明确规定 , 死刑“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” , 而且规定 , 在罪犯判处死刑后 , 必须“报请最高人民法院”核准 。 可见 , 国家对于死刑的使用是慎之又慎的 , 制定刑法时是用心良苦的 。

然而 , 这部对于盗窃、抢劫等刑事犯罪的量刑明显偏低的刑法 , 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完全适应当时的社会形势 。
当时正是中国迈入改革开放的初期 , 由于从前的一大批打砸分子 , 抢劫犯 , 杀人犯和流氓团伙没有得到过一次全面清理 , 又因为大量知青回城后待业在家 , 游手好闲 , 整个社会又受到了西方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冲击 , 以及公安装备落后 , 民警待遇偏低 , 公民对法治精神的了解明显不够等一系列的原因 , 治安问题迅速就成了一个困扰着整个社会的大问题 。
在70年代末 , 80年代初期 , 发生了不少至今还为人们熟知的恶性刑事案件 , 比如“二王”王宗坊、王宗伟流窜东北、华北、华南等地作案 , 杀害公安干警和无辜群众 , 在全国范围内都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 。 还有广东的“滨江路事件”、北京火车站案、“北海公园事件”、卓长仁劫机案等 。

尤其是79年9月9日发生在上海的一次恶性事件更是直接震动了中央 。 当时一位交警想要制止某青年的抢夺行为 , 因方法不当引起围观 , 一些人趁机而来 , 围攻民警 , 阻拦车辆 , 投掷石块 , 抢劫群众财物 , 侮辱妇女……控江路在5个半小时内陷入一片混乱 , 直到午夜才恢复秩序 。
这次恶劣的事件距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颁布只有2个多月 , 后来中国法律界将它命名为“控江路事件” 。
当时有一句话叫:“坏人神气 , 好人受气 , 公安憋气” 。 《刑法》公布后 , 一些嚣张的坏人甚至公开威胁街道干部说:“老子顶多进去关几年 , 出来还找你算账 。 ”
1980年2月 , 在社会治安逐渐恶化的大背景下 , 在听取了多方公检法同志的汇报后 , 彭真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13次会议上批准:1980年内 , 对现行的犯有杀人、抢劫等严重罪行 , 应判处死刑的案件 , 最高法可以授权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核准 。 这个决定就是死刑复核权下放的开端 。

彭真说 , “上海有控江路事件 , 广州有滨江路事件……在这种形势下 , 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应该如何处理?从轻还是从重?当然要从重 。 对犯罪分子的治理 , 是从快还是从慢?要从快 , 不能慢慢腾腾 。 当然 , 从重 , 从快还要搞准 , 要依法而行 。 ”
这就是由彭真首先提出的、“严打”思想的雏形 。
1981年 , 为了充实公安力量 , 彭真亲自召开了一次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 , 提出如果警力不足 , 可以向军队要人 , 目前军队正在精简 , 有大量干部战士复员 , 可以挑几十万人充实公安队伍 。
彭真对于社会治安的问题非常重视 , 但由于部门协调等种种问题 , 各地按兵不动的现象却较为普遍 。 看来 , 必须要有一位关键人物来一锤定音 , 把“严打”的思想变成决策 。 这个人不是别人 , 只能是邓小平 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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